法律系统具有自己的运作时间，并与外部环境的时间分离开来。
在动员中运用战时话语，用战争场景形容当下遭遇的公共危机，就是为了改变这种预期。那些需要通过动员才能够实现的国家能力扩展，现在通过更加刚性的方式，也就是直接要求人们履行法定义务就可以实现了。
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规定地方政府在翌年向本级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必须包括该事件的应对情况及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战时叙事在背景上已经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三）隐喻的战时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国家实力快速增长和常规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以举国动员的方式集中资源来实现某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始变得既不必要，也不经济。若非特别指明，人们在谈到国家动员的时候，已经很少将其等同于战争动员、国防动员。二、战时话语的功能及其隐含的压力机制 人们清楚地知道，突发事件的应对并不是战争，法律也明确界定了应急动员的性质和功能，那么，为什么在动员中仍要运用战时叙事进行话语构建呢？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很多地方都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或者启动战时机制。
（3）一个官员因问责而去职之后，如果其继任者的能力及其采取的新治理策略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甚至更糟糕的话，政府在舆论上将更加被动，其合法性也将以更快的速度流失。关键词: 应急动员 战时隐喻 压力机制 问责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上文的知情同意原则使潜在的受试者对于参与或者继续进行试验所将承担的风险和负担有正确认识，那么试验的设计和开展等，则需要坚持生命至上和控制风险原则，避免对受试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损害。
《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明确将禁止歧视列为一项基本人权，根据该条，应当保障人人享有本公约所列举的权利与自由。与此同时，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存在争议，贸然使用可能对人类尊严和生物安全构成威胁，因而也是极富有争议性的技术。由于其在修正遗传突变、治疗遗传性罕见病和理解早期人类发育方面的优势，这项技术无疑是当代生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技术。特定目的的要求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所规定的明确、合理的目的相比而言标准更高，应指某一具体且确定的目的。
晚近国际人权法发展，人权的全面效力勃兴，人权既针对国家在纵向层面对个人的侵犯，也针对横向层面的私人之间的侵犯。(一)知情同意原则 人体试验的知情同意原则自纽伦堡纳粹医生受审后逐渐被确立为医学伦理学与研究伦理学的原则之一。
具体而言，首先，要求基因治疗的安全有效性在临床上已得到大规模的验证，这就要求这些基因干预方式循序渐进地经过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的完整递进转化流程，进入临床研究或临床应用，符合各阶段的安全标准和有效标准。(二)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权在国际法上同样也是一项基本人权。从解释论上应当包括：研究机构、医疗机构必须向受试者提供伦理审查资料并进行说明，证明研究机构具有基因编辑研究、试验的资格，禁止夸大人类基因组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益处，禁止隐瞒、低估此项操作可能带来的不适与风险，充分告知目标疾病现有的治疗情况、现有治疗药物的不足、试验用药物的前期研究结果、替代的研究方法等。然而在个人经过基因编辑后，其所携带基因与正常基因组的差异是人为造成的，也就不再具有本初的自然性。
但该点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进行基因编辑的前提是存在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特定基因与某种疾病的关联性。身体完整不受侵犯在人类胚胎基因试验中主要涉及胚胎的利用和剩余胚胎的处置问题，包括符合实验标准的剩余胚胎、被淘汰出局的胚胎和被遗忘的胚胎，考虑到胚胎作为生命的早期形式，具有发育成人的潜力，应以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对待胚胎：其一，根据《民法典》第1007条的规定，为维护人的尊严，严格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受精卵和人类胚胎等人体的器官和组织。其四，针对被告知的适格主体，在受试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研究人员除了应当取得受试者监护人的同意，还应当按受试者理解信息的能力水平提供有关研究的充分信息，尽可能获得该受试者本人的同意。而与此同时，支持者亦以人的尊严作为辩论基础，以德沃金为代表，主张人的尊严取决于人的自主自决，国家应在公民生育自由前保持中立。
综合而言，应当看到健康权的保护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的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然而在基因编辑的场景下，经过基因编辑的人具有特定性，群体寒蝉效应可能性较低。
他的参与对他的健康和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和临床试验机构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并且符合相应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者具有在临床试验机构的执业资格，能够给予受试者适当的医疗处理，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情况下还要求具有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资格，并且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身心健康权要求在基因编辑中贯彻知情同意、生命至上和控制风险原则，以及妥善对待胚胎。同时，国家应当通过立法等措施防止前述第三方干预或侵犯健康权的情况。一般认为，艾滋病这类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使得患儿与健康人相比自出生时就丧失了拥有正常生活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未感染艾滋病可以被视为正常身体机能或物种典型功能。另外，当前就基因编辑的公共讨论大多限于治疗和增强的二分，应当加强对中间状态的复杂问题的公共辩论，例如预防情形是否符合人的尊严要求。对婴儿CCR5基因的改造在降低HIV病毒易感性的同时也可能剥夺婴儿相当程度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能会加剧患者感染西尼罗河病毒后的症状，增加其感染流感后的死亡率。在例外的情形下，考虑到医生最了解病人的状况，可以由医生为病人提供信息，但必须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尽量避免对病人(受试者)的决定产生影响。
一方面研究人员应当如实告知受试者临床试验的情况，避免不合理的欺骗或隐瞒相关信息，不应使用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方法对受试者的决定产生影响。对此，本文特别强调三类关键行动者所负有的义务：其一，作为技术创新的最前端，研究人员应充分评估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对社会和人类种群的影响，特别是其潜在风险和副作用。
禁止歧视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和打击社会排斥现象。更多的学者主张第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起到了保护人的尊严的效果，并且可以作为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
而所谓基因增强可以使得人类个体在道德、智力、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充分发展，从而有利于获得更高的尊严的观点在现阶段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该项技术的均等获得，极有可能被少数人垄断用于增强未来世代的特定能力。1964年世界医学学会第18届大会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将自愿同意明确为知情同意，扩大了权利内容，把知情同意原则从研究领域延伸到医疗领域。
此时被编辑个体并非为工具，而恰恰是治疗的目的所在，何以构成对其尊严的贬损？第二，学者认为基因编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需要利用生物化学试剂控制基因编辑的反应，对基因编辑婴儿的生命构成了威胁，而事实上基因编辑作为一项药物或技术应用于临床时，仅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无虞后，国家方会对其进行审批许可，并且在个案实践中，需要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和生物安全审查。其二，应当监督实施临床试验的所有研究者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临床试验方案。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独立的隐私权条款，但这一权利的保护并没有缺位。美国法中亦规定孕妇参与研究需要满足额外的要求，例如在研究仅对基因编辑婴儿有益的情况下，需要取得父亲一方的同意，并且知情同意书需要注明研究对基因编辑婴儿的合理可预见的影响。
3.上述规则的合规须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的人权视角并未将义务主体限于国家，但国家义务仍然是人权保护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国家无疑拥有最多的资源与手段来对个人的人权提供周密保护。
胡新平，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硕士。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情况下确实可能涉及后代承继被修改的基因，从而遭受承继污名的情况，但显然无法构成反对差异性待遇的核心论据。与疾病的治愈不同，父母所偏好的基因性状在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之下不一定具有正面价值。
《民法典》第六章专章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将隐私权确立为与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等其他基本权利相平行的人格权，在第1032条对隐私权进行定义——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在第1033条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类型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且推行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二元制界分，针对其中交叉部分，第1034条第3款对法律适用路径作出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因为根据康德的著名理论，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因此人只能作为目的(end)而不应作为手段(mean)来对待。而客观意义上的尊严的核心价值则是人道，强调人内在的(intrinsic)、仅仅因为人之为人所应受到的最起码尊重，即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必须尊重全人类所共有的人道价值，因此，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底线不可让渡(non-negotiable)、不得减损(non-derogable)。简单的人工选择对于精致的生命而言是粗糙的，毕竟受限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和认知水平的限制，人类尚且无从参透生命进化的奥秘，但将基因编辑限缩于修复特定基因突变、治疗特定罕见基因疾病，仅仅是恢复了个人基因的完整性，而非是简单的人工选择。
与此相关的是申办者应当购买保险用以补偿受试者在受试过程中所受与临床试验相关的损害。其次，研究人员应当充分预估该研究对受试者以及相关联个体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和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健康风险，并对该研究为研究者以及其他关联群体带来的潜在收益进行比较。
产生这一吊诡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尊严这一基本范畴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这是其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论辩武器的原因。但随着《联合国宪章》的通过，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并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构成了人权观念和制度的核心，适用于所有人的非歧视条款成为国际法公认的一部分。
这类婴儿具有多重的脆弱性特征，其不仅出生于HIV感染者家庭，并且自身面临特殊的不确定的健康风险，还可能受到污名和歧视的影响，属于应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现了统一的治理标准。
